这是一个在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颇有几分神秘色彩的部门，这个部门的检察官甚至很少出现在该院办公楼里，柴冬梅则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。

　　作为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派驻重庆市女子监狱检察室主任，柴冬梅有着检察监督寸步不让的坚持，也有着甘冒“职业风险”大胆依法启动假释程序的担当。

　　因工作表现突出，柴冬梅两次荣立三等功，一次荣立一等功，并获“全国首届监所检察业务标兵”称号

　　守好刑事诉讼的最后一道关口，确保公平正义最终能以老百姓看得见的方式实现，45岁的柴冬梅以专业素养，诠释了一名新时代检察官所具有的司法担当和司法自信。

“在老百姓的心中，司法正义的最终体现就是‘犯法要坐牢’，我作为派驻监狱检察室检察官，就是确保这一点落到实处。”9月23日，快人快语的柴冬梅一语点破她原本颇富神秘色彩的职业。

　　作为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派驻重庆市女子监狱的检察室主任，柴冬梅需负责女子监狱、九龙监狱、长康监狱的派驻检察工作。

　　“不让经过审判的罪犯通过任何非法手段减轻、逃避刑事惩罚，这就是我的底线。”柴冬梅透露，减刑、假释、暂予监外执行向来是敏感的焦点领域。

　　今年3月，重庆一监狱对罪犯刁思祖（化名）启动减刑程序，但审查报告到柴冬梅这里时，引起了她的注意。

　　“表面上看，刁思祖减刑间隔期、考核计分均达到了减刑标准，但我总觉得不对劲。”极为熟悉在押罪犯情况的柴冬梅，决定深入审查。

　　调取详细案卷资料后，柴冬梅印证了自己的记忆，刁思祖2008年因故意杀人被判处死缓。进一步审查更让她意外，此人至今对被害人家庭的赔偿不到判决的1/3，但他的经济条件并不差。

　　最后，柴冬梅还发现，此人在减刑考核期内狱中打架3次，不服从管教等被教育扣分7次，严管2次。

　　“这充分说明，这名罪犯认罪悔罪意识差，暴力倾向没有得到矫正，不应获得减刑奖励。”柴冬梅不容置疑地表示，这样的罪犯绝不能减刑。

　　随即，柴冬梅亲自撰写《减刑建议检察意见书》：该犯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，附带民事赔偿不到判决的1/3，且狱中不遵守监规，改造意识差，不能认定为确有悔改表现，建议不予减刑。

　　4月9日，市五中法院作出裁定：市检察院第五分院的检察意见正确，应予支持，刁思祖不予减刑。

　　“刑罚执行是刑事诉讼最后的一道关口，我绝不让一个罪犯逃避应有的刑罚。”事实上，自柴冬梅2016年从事监狱检察工作以来，先后审查办理了多达4666件减刑、假释、暂予监外执行案件，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。

　　这其中，她发现提请减刑不当案件46件，得到法院采纳46件。发现裁定不当2件，得到纠正2件。

改监监狱管理无小事，柴冬梅所扮演的又是法律监督者角色。长期实践中她发现，驻狱检察官履行法律监督职能面临着一些流程上的困境。

　　“在以前的减刑案件流程中，我们大致处于末端监督的位置。”柴冬梅解释，从监区提出减刑开始，经监区全体会议、监区长办公会议、监区公示、监狱刑罚执行科审查，直到监狱减刑、假释评审委员会审议，才会邀请驻监狱检察室检察官列席会议，检察官的法律监督才正式启动。

　　按照相关规定，驻狱检察官阅卷审查只有一周时间。短短的一个星期，需要全面了解提出减刑罪犯的案卷、服刑期间各种表现等等时间跨度几年到十几年不等的情况。

　　柴冬梅认为，末端监督会导致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容易出现纰漏，并且检方若有不同意见，相应流程就需要重新来一遍。

　　据此，她向有关方建议，能否借鉴检察官办理重大刑事案件的经验，探索实行检察提前制，由驻狱检察官提前介入，将法律监督贯穿到司法执法各个环节和方方面面。

　　这一提议，得到了包括监狱管理方在内的各方高度首肯，认为检察提前介入制不仅使得减刑审查更具公正性，也极大提高了司法效率。

　　至此，这项监狱检察提前介入制开始探索实行。但此举对柴冬梅以及驻监狱检察室，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“监狱检察提前介入制，就意味着我们检察官要从减刑源头开始深度参与审查，各种审议会议，也就由原来的检察官‘可以列席’变成了‘应当列席’。”柴冬梅坦言，这种模式的转变带来的是工作量的激增，而她需要负责三个监狱的派驻检察工作。

　　但这项机制的实施，给服刑改造带去的改变，却显得意义深远。以刁思祖的减刑案件为例，按照以往流程，他大概率可以获得减刑。但是随着检察官提前介入，深度掌握了他判决赔偿不到位，不服从管教等被教育扣分7次，严管2次等行为，说明其暴力倾向并未矫正，最终法院裁定不予减刑，带给了服刑人员极大震撼和教育。

　　“以前我们觉得分数够了就能减刑，现在看来，确实需要真真正正地从思想上进行改造，才能争取早日出狱。”一位在押人员说，现在监区里整个氛围都发生了极大改变，大家的改造积极性明显增强。

　　“能用减刑检察监督引导在押人员真心改造，这确实是我们的夙愿。”柴冬梅说。

甘冒长期以来，减刑、假释、暂予监外执行制度是激励罪犯改过自新的重要举措，但在司法实践中，囿于种种客观原因，真正将假释作为服刑人员刑事奖励的案例极为少见。

　　“原因很简单，假释就意味着将罪犯提前释放，一旦罪犯再次犯罪，那么做出假释决定的监管人员势必会承担极大的责任。”一位资深监狱干警表示，事实上全国各地真正实现假释的服刑人员，可以用“千中取一”来形容。

　　然而，向来秉持“检察监督寸步不让”的柴冬梅，在对待“减假暂”这一制度时，却有着自己的理解：“作为检察官，不能因为怕担责，就回避一名驻狱检察官应肩负的神圣使命。”

“新时代的检察官，就该充分具备司法自信。”柴冬梅认为，对改造良好、完全符合假释条件的服刑人员，检察官应该拿出职业勇气和智慧，坚定地依法执行假释制度。

　　女子监狱的王桂华（化名）因犯罪入狱，但在入狱前转让了她家经营的家庭小旅馆对被害人进行赔偿，入狱后积极改造，多次获得改造奖励，悔罪表现明显。

　　王桂华家中仅剩体弱多病的婆婆照料着一对未成年的儿女，加上没有了收入来源，因此一家人只靠低保金度日。恰逢女儿面临小升初，王桂华一度情绪起伏较大。

　　持续数月反复核查王桂华所有相关资料并走访监区狱警后，柴冬梅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暗自吃惊的决定，她向监狱建议，对王桂华启动假释程序。

　　监狱相关领导曾面色凝重地问她：“你确定？”事实上，对检察官来说，假释一名罪犯，就需要完全确保罪犯在狱中的表现达到法定标准，更重要的是需要确信假释出狱后没有犯罪风险。换言之，假释这名罪犯，柴冬梅需要冒着相当的“职业风险”。但在那一刻，她只是平静地告诉这位领导：“我确定。”

　　2018年7月，王桂华正式假释出狱。

　　走出监狱大门外，全然不顾监狱中流传甚广的“出狱后不准转身回头看”的惯例，泪流满面的王桂华蓦然转身，向着亲自送她出狱的柴冬梅，弯腰超过九十度深深鞠了一躬。

　　这深深一鞠躬，代表着一名服刑人员，对一位检察官最高的敬意。